真‧天然不容易

這是我上周末種的小盆栽，再度利用蛋殼和蛋盒製成之後，可以直接移到外面園子種植。蛋殼和蛋盒會在泥土自動腐爛，成為土壤的一部份，也可以減少廢物。

天氣還沒有很穩定，所有的花種還在室內培植，我們每天都有唱歌給牠們聽。

Honey K雖然是位藥物化學博士，但其實在家最不喜歡用化學物，所以大部份時候我們都走「天然風」。走天然路線要的耐性可真夠多，當鄰居的草長得又密又綠的時候，我們的還是黃黃短短的，還長出處處三葉草和各類型的野草，看到認真傻眼。昨天我終於忍不住打電話給「園子醫生」問他怎麼做才可以「春回大地」，到處看到綠油油的草地。

這次的對話讓我反思自己和大自然的關係。從前以為走天然有機好fancy，但當我要一手一腳去打理的時候才了解和大自然一起生活，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不能只喜歡美麗的小鳥來，我還要接受牠們帶來的「屎」。我不能只歡天喜地收割，我還要花時候照顧和「驅虫」。在綠油油的草地，我要容許一些野草在長，一些虫在爬，幾隻鹿在走，偶有兔子、松鼠和浣熊路過，因為這樣才是「真自然」。大自然和人一樣，都有極端的兩面，你沒有法子只要好的，不要壞的，你要，就要整套。當你羨慕我每天都有雀看的時候，你只是不知道有更多的是鳥便便，和吃到到處都是的飼料。幸好有吃不飽的鴿子一直在草地上做「清道鴿」，不然都不知道浪費多少糧食了。我對牠們可真是又愛又恨。

我們家有4-5隻「清道鴿」，養得肥肥灰灰，牠們那單純的眼光只是個外表，平日常聚集在飼料屋下，永遠吃不飽，食量十分驚人。

對於園藝和與大自然生活，我還是門外漢。種的東西不一定長，長了又不一定結果，結果了也一定好吃，不過大自然總給我無限的寧靜和驚喜。就在上個周末，我在早餐桌上培植花種，透過玻璃窗看小鳥們一隻又一隻的飛來吃飼料，聽著各種鳥聲，又見優雅的簇山雀到透明屋吃瓜子，對於在城市長大的我實在不亦樂乎。

簇山雀

做到「真‧天然」真的很不容易，難怪有機菜也比較貴。當我們不用化學物的時候，我們需要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耐性，與在城市所學的步調完全不一樣。以前只會不停想到用化學物「趕盡殺絕」，現在反而要學惻隱之心，學習和大自然並存。我們家的土質本來就較差，所以要先改善土壤的狀態，草才能健康的成長。雖然化學物可以驅蟲和有「還原靚靚拳」的功效，但對人體和動物都有害，所以少用為佳。現在我們還在摸索中，雖然有時候很受不了，我還是會在野草上灑農藥，但以後會以有機打理為主，希望有朝一日做到「真‧天然」和「真‧有機」，和大自然做鄰居。

純天然防野草法﹕ 
(1) 種密密的草 (2) 加入corn gluten (3) 容許三葉草生長為草皮注入氮氣。

我們活在一個怕錯的社會

我的學生說
怕父母失望
怕長輩責難
怕比不上別人
怕老師批評
怕同學嘲笑
怕不夠好
怕不夠時間
怕上課時氣喘
怕恐慌症發作
怕考不到甲等成績
怕人家的眼光
怕排擠
怕失去
怕別人知道自己的弱點
怕眼淚
怕自立
怕失敗
怕不快樂
怕負能量
怕肥
怕不健碩
怕功課
怕失控
怕失敗。

老師怕趕不上學習進度，狂給家課。
學校怕「出事」，要老師同學做更多。
父母怕子女落後個市，要課後繼續「活動」。
局長更怕不做事，結果反而做就更多「屎」。

因為怕錯，沒有人願意認錯，沒有人要改變。
因為如果認了，就像世界末日般，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是個沒有用的人。

我常常問學生和自己甚麼時候我們給予恐懼這樣大的影響力﹖ 我們是怎樣教出一群這樣怕失敗和負面情緒的人﹖ 在心理學的角度，我們越是害怕，越想做更多，或越想逃避，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戰鬥或逃跑反應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所以局長「做野」避免公眾指責，家長老師學生一同反擊保護自己，而好抑鬱、好焦慮和好無助的那些就繼續「接埋」留返啖氣。可是，沒有人停下來說﹕「我有責任」。不是說要找罪魁禍首，但如果人人都只把責任丟給政府，香港是不會改變的。再說，教育制度的確並不是唯一導致學生自殺的原因。如果要改變社會風氣，我們可以先從自己開始—容許自己犯錯，包容別人的失敗。

香港地少人多，小學時讀社會就讀到郎郎上口。不但居住環境不足，就連犯錯和透啖氣的空間都沒有。你迫我，我迫你，這樣的社會，這樣的香港，人怎會健康﹖ 學生怎能不脆弱﹖ 停下來，想一想，如果我們不太怕犯錯，不太怕恐懼，由上而下學會承擔錯誤和責任，認句「我做得不夠好，以後我會更努力」，正視多種根本性的問題，鼓起勇氣，放下面子，立起榜樣，或許我們今天不需要氣急敗壞問教育局﹕「$5000 可以做甚麼﹖」或許我們寬容一點，不要甚麼事都兩極化 (好與壞)，平心而論，或許，我們的家長不會「太怪獸」，我們的老師不用身心力疲，教育局不用太堅持，而我們的學生不會太「玻璃心」。

以今天的局面，教育局的五大措施當然明顯不足夠，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完完全全否定教育局的心思，所有的改變都是從小步開始，那些「小錦囊」至少做就一些社會聲音。教育局和大眾分裂的關係源於「不停改革」讓師生家長無所適從，面對日常壓力，加上對政府生厭，今天無論是$5,000或是$50,000，都恐怕不會夠用。教育局在大眾心中信譽早已透支，而心理健康推廣又是一場社會革命，非一局能夠解決，學生自殺乃冰山一角，香港社會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和其他教育問題才是根深柢固。說到尾，吳局長其實也只是一隻代罪羔羊，悲哀的他不是唯一一隻，而是有莘莘學子、家長、社工和老師在這個城市一同陪葬。

此文亦刊於香港01博評。

最怕改錯名

不怕生壞命，最怕改錯名。雖然教育局的指引白紙黑字寫著「不自殺契約」，形式也如同合約，但內容並非一般傳統的「不自殺協議」（safety contract/ no safety contract），而是有包括資源(resources)與行動啟動 (behavioral activation)的人身安全計劃，是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的一部份。

所謂「不自殺契約」早在1973年應用於美國臨床心理治療，但一直沒有給科學認証它的臨床效用。大概16年前， 愛達荷華州立大學在文獻評論指出並沒有任何研究認証「不自殺契約」能預防自殺 (Kelly & Knudson, 2000)，而且契約在美國和香港都不能抵銷心理/精神健康工作者在法律上的責任。有部份美國心理學家亦指「不自殺契約」基本上是有錯漏的臨床工具，需要小心應用和檢討 (Ellis, 2004; Jobes, 2006; Linehan, 1993)。自實習到執業以來，我未曾用過這種契約，很多原因，可讀<<我沒資格跟你定契約>>。

雖然香港教育局那份「契約」字眼和形式上(簽字)不太與時並進，其包括應對/減壓方法、傾談對象、防止自殺熱線、以及關心自己的人卻是可取的，是屬於心理輔導中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重要的一環，所以不應該完全否定教育局在這方面下的功夫。傳統的「不自殺協議」只包括「我不會傷害自己」，而進階版的危機對應 (Crisis Response Plan)/人身安全計劃(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通常都注入應對/減壓方法、傾談對象、防止自殺熱線等「我願意做的事情」之元素。就語言和心理的角度來看，「我願意」相比起「我不會」正面，而且增加客戶在面對生命時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能力 (Rudd, Joiner & Rajab, 2001)。這種協議通常建基於已定下的治療關係之上，很少會單一使用，亦不是提供給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士用。

我認為若能把「不自殺契約」改成較為正面的稱述，鞏固及突出危機對應部份的內容，那就更為恰當。至於是否需要簽字，則見人見智，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心理健康工作者在這方面可用臨床經驗作判斷。如果今日個客認為這份協議書別具意義，是自己對生命或某人的承諾，他要畫隻龜、打個掌印又有何不好﹖ 可是如果今日個客死氣沉沉，完全沒有理行協議之意，那簽一百個名，寫一百份契約又如何﹖

從一份「不自殺契約」搞到滿城風雨，人心惶惶，可見香港人不信任教育局的嚴重性，以及網上社交平台的威力。我希望在此鼓勵在前線工作的社工和所有心理健康工作者繼續努力，多聽社會不同的意見，用同感心而非權威去否定他人之認知。我們每一天都在盡力陪伴客戶經歷人生五味，工作辛苦，我們也有我們的情緒和壓力。當我們聽到否定我們工作的時候，不免會氣憤和氣餒。輔導不一定絕對有成效，但如果甚麼都不做那就沒有希望了。我認為擁有自我意識，多討論個案或會診，做到不傷害客戶，那也是盡了責任。其他的，沒法子控制。再者「不自殺契約」也不過是紙一張，工具一件，不用太執著於對與錯，用與不用。我恐怕那非黑即白的思維讓香港一直分化，步伐停滯不前，既不能解決當前問題，又影響社會氣氛和情緒。

我們其實都在關注同一個問題。學習聆聽各方的意見，不胡亂作情緒上的反應才是良策。聆聽是雙向的，如果一味只叫社會各界人士多聆聽，而不以身作則謙卑一點，那聆聽的意義在於何處﹖

我沒有資格跟你定契約

香港教育局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 —不自殺契約(2015)

防止自殺是我工作中的一環，但自執業以來，我沒有正面對客戶說過別尋死，只說過許多次我們沒有法子逃避死亡，而我也沒有辦法保他/她們的命。就算我今天幸運地保存了他們的性命，我也不能確保他們明天沒有自殺的念頭。基於這個原因，我從來都不和客戶定「不自殺契約」。

臨床工作總讓我看見自己的渺小。我沒有辦法控制死亡，其實你也沒有。 因為沒有，所以我們只好叫人珍惜生命。 我們看不過眼那些自尋短見之人，我們承受不了離別和「我救不了你」的痛。我們不知道、不明白、不理解，所以我們不要讓他們死。我們改變不了大氣候，卻又叫他們活著等明天，說明天會更好。我們知道情緒會過，卻不知道明天是否一定會更好，只是下意識叫我們不能放棄眼前的生命，要我們給他們希望。

說穿了，我們都畏懼死亡。

因為害怕，香港社會突然多了幾十篇有關自殺和抑鬱症的報導和評論。因為害怕，幾年前Brene Brown有關同理心的動畫才剛在香港社交網上熱播。是的，我真心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比美國落伍。我在7,882英里外觀看，不明白為甚麼香港對心理健康是一個如此reactive的社會﹖ 如果沒有人死，誰會說起心理健康﹖誰會發現香港教育心理學家的稀有程度﹖誰會發現教育局還在用過時的「不自殺契約」﹖如果沒有大學生接而連三的自殺，大學還有那「大學生，你還好嗎﹖」的研究和撥款嗎﹖ 若說是資源有限的問題，我倒認為那是一個投資的選擇。政府有錢去建高鐵，卻沒有資源去照顧百姓的身心健康，那不是選擇，那是甚麼呢﹖

倘若社會不能照顧百姓的心理需要，人便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生活是自己的，生存和死亡都是一種選擇，根本不需要和誰定契約，因為這份契約本來就是一份自我的堅持，一種對生存的信念。沒有生存的意識，就算契約寫得多好都是沒用。說起來，所謂「不自殺契約」早在1973年應用於美國臨床心理治療，但一直沒有給科學認証它的臨床效用。大概16年前， 愛達荷華州立大學發現並沒有任何研究指出「不自殺契約」能預防自殺 (Kelly & Knudson, 2000)，而且在美國它並不能抵銷心理/精神工作者在法律上的責任。簡單來說，「不自殺契約」早已過時。雖然香港教育局那份「契約」字眼上和形式上(簽字)不太與時並進，其包括解決方法、傾談對象、防止自殺熱線、以及關心自己的人卻是可取的，是心理輔導中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重要的一部份，所以不應該完全否定教育局在這方面下的功夫。

我相信沒有人真心想死，想死的人只是暫時看不到思想的出口。我常常跟學生說，你今天來到我的辦公室就是因為你認為一定有死以外的方法，不然你早就遠去。既然人總會一死，何不試試其他方法，總比死後後悔不已。沒有人說過死後，不會有負面情緒，誰說死一定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