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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局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 —不自殺契約(2015) |
防止自殺是我工作中的一環，但自執業以來，我沒有正面對客戶說過別尋死，只說過許多次我們沒有法子逃避死亡，而我也沒有辦法保他/她們的命。就算我今天幸運地保存了他們的性命，我也不能確保他們明天沒有自殺的念頭。基於這個原因，我從來都不和客戶定「不自殺契約」。
臨床工作總讓我看見自己的渺小。我沒有辦法控制死亡，其實你也沒有。 因為沒有，所以我們只好叫人珍惜生命。 我們看不過眼那些自尋短見之人，我們承受不了離別和「我救不了你」的痛。我們不知道、不明白、不理解，所以我們不要讓他們死。我們改變不了大氣候，卻又叫他們活著等明天，說明天會更好。我們知道情緒會過，卻不知道明天是否一定會更好，只是下意識叫我們不能放棄眼前的生命，要我們給他們希望。
說穿了，我們都畏懼死亡。
因為害怕，香港社會突然多了幾十篇有關自殺和抑鬱症的報導和評論。因為害怕，幾年前Brene
Brown有關同理心的動畫才剛在香港社交網上熱播。是的，我真心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比美國落伍。我在7,882英里外觀看，不明白為甚麼香港對心理健康是一個如此reactive的社會﹖ 如果沒有人死，誰會說起心理健康﹖誰會發現香港教育心理學家的稀有程度﹖誰會發現教育局還在用過時的「不自殺契約」﹖如果沒有大學生接而連三的自殺，大學還有那「大學生，你還好嗎﹖」的研究和撥款嗎﹖ 若說是資源有限的問題，我倒認為那是一個投資的選擇。政府有錢去建高鐵，卻沒有資源去照顧百姓的身心健康，那不是選擇，那是甚麼呢﹖
倘若社會不能照顧百姓的心理需要，人便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生活是自己的，生存和死亡都是一種選擇，根本不需要和誰定契約，因為這份契約本來就是一份自我的堅持，一種對生存的信念。沒有生存的意識，就算契約寫得多好都是沒用。說起來，所謂「不自殺契約」早在1973年應用於美國臨床心理治療，但一直沒有給科學認証它的臨床效用。大概16年前， 愛達荷華州立大學發現並沒有任何研究指出「不自殺契約」能預防自殺 (Kelly
& Knudson, 2000)，而且在美國它並不能抵銷心理/精神工作者在法律上的責任。簡單來說，「不自殺契約」早已過時。雖然香港教育局那份「契約」字眼上和形式上(簽字)不太與時並進，其包括解決方法、傾談對象、防止自殺熱線、以及關心自己的人卻是可取的，是心理輔導中Safety planning intervention重要的一部份，所以不應該完全否定教育局在這方面下的功夫。
我相信沒有人真心想死，想死的人只是暫時看不到思想的出口。我常常跟學生說，你今天來到我的辦公室就是因為你認為一定有死以外的方法，不然你早就遠去。既然人總會一死，何不試試其他方法，總比死後後悔不已。沒有人說過死後，不會有負面情緒，誰說死一定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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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嗎﹖